AI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特质

  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质是“破坏性创新”，即通过破坏旧技术、旧产品和旧生产方式，以低成本、低技术门槛或差异化定位的产品或服务从边缘市场切入，最终重塑主流市场之间的竞争格局。企业家通过驾驭人工智能，通过持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本文通过对比工业时代和AI时代在生产方式、创新模式等维度的差异，提炼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企业家在“破坏性创新”“人机协同剩余”和“ESG标准”三个方面的新特质要求，视角新颖，具有前瞻性，对企业家肩负起时代责任驾驭人工智能进行创新创造，具有启发意义。

  人类跨过数百万年沉淀的原始社会、数万年演进的农业社会、数百年蓬勃发展的工业社会，迈入激荡变革的AI时代，开始跨入数据驱动的社会运行机制、算法决策的日常管理模式与人机协同的环境之中，分享着人类文明新范式，实现由模式识别到模式创造再到追求自我意识和跨领域学习的元认知能力层级，彻底释放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潜力，从而进入真正的人机共生的“自由王国”。人工智能将从多个维度重塑企业家精神，催生与之相适应的新特质，既放大了企业家的创新潜力，也推动其融入技术伦理与智能运营的新范式。

  AI时代与工业时代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它们在核心驱动力、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工作形态及思维方法等方面存在非常明显差异。

  在核心驱动力方面，工业时代依赖化石能源和机械力，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的发明和应用极大解放了体力劳动，推动大规模机械化生产；AI时代则以数据、算法和算力为核心，借助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以及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复杂算法模型与强大算力，实现信息的智能处理、决策、预测和自动化。

  在生产方式方面，AI时代与工业时代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技能需求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工业时代的生产要素包括机器、厂房、劳动力和原料，生产方式以标准化、大规模流水线作业为主，产品高度同质化。自动化机器以固定流程替代繁重体力劳动，大型工厂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而AI的崛起与加速迭代，催生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推动数字生产力整体跃升，重构社会化大生产范式，颠覆了工业时代以标准化、流水线为核心，通过分工协作提升效率的生产力范式，而是通过由大数据、算力、算法构建的大模型实现通用计算范式。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物质生产不同，AI时代的数据生产是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数据要素，并将其价值释放于人类数字化的经济活动的过程。这种新型生产方式不仅替代体力劳动，更能承担部分需要分析、判断、决策与创造力的脑力劳动环节。个人可借助人工智能完成以往需团队协作的任务，形成“一人成军”的生产模式。这一转变使社会生产力呈现智能化、柔性化和定制化特征，生产方式具备超高速度与超高精度的“双超”特征。

  在工作形态与劳动力需求方面，工业时代通过标准化创造出了大量重复性、体力密集型的岗位，强调专业技能和岗位分工，分工协作是该时期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工人就业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职业路径清晰。AI时代，在机器设备具备了比较优势的岗位，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替代了大量重复性、规则明确的体力和脑力工作，如数据处理、基础分析、客服、驾驶等，形成替代效应；在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岗位上，则催生了大量围绕人工智能开发、部署、维护、应用与监管的新职业，产生显著的创造效应。人机交互成为常态，人类的技能需求发生转变，对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跨领域整合能力、数据素养与持续学习能力的要求显著提高。

  在创新速度与模式方面，工业时代的创新周期相对较长，以硬件和工程技术创新为主，如新机器的发明、工艺改进等，创新的显著特征是科学的突破性进展支撑了研发技术和产业形态变革，从而推动工业经济的车轮滚滚向前；AI时代则呈现指数级加速创新，软件和算法的迭代速度极快，创新更侧重于软件、数据和服务的融合并具有自增强特性。AI时代的技术创新与扩散速度极快，引领的创新有几率会成为未来主要方向，具有速度、广度与深度等多方面的颠覆性潜能。

  在决策与治理方式方面，工业时代的决策主要依赖经验、层级制度和专家判断，治理模式相对中心化，规则制定周期较长；AI时代的决策日益依赖数据驱动的洞察和预测。人工智能通过社会数据采集分析、行为预测、方案演绎，进而辅助行政决策的信息采集、核心问题的识别及决策方案的最优化实现。同时，这也带来新的治理挑战，如算法透明度、责任归属、数据隐私、偏见与歧视等伦理风险及安全控制问题，亟须全新的治理框架和伦理规范。

  在社会影响与挑战方面，工业时代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环境污染、劳资矛盾、生产过剩、城市化问题；AI时代则面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风险、技能错配与数字鸿沟加剧、数据隐私与安全、算法偏见与公平性、社会伦理困境、数据寡头等权力集中、人机关系重构等挑战。这一些因素可能重塑社会分层，并加剧经济不平等，使资本与技术所有者获得更大收益。

  在思维方式方面，工业时代强调标准化、线性思维、确定性与控制，追求效率和规模；AI时代则更倾向于关联性思维、概率性思维、适应性和敏捷性、系统思维，拥抱不确定性，强调数据驱动的洞察和快速迭代。人工智能通过数据、算法、自动化三位一体的技术范式，强化工具理性，在全局动态环境中实时寻找最优路径，从而在逻辑上不断强化对速度、规模与效率的追求。

  工业时代以机器延伸和替代人类的肌肉力量实现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但受限于物理世界和能源约束；在AI时代，发达的数字技术革命性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与互动交流的方式，系统性重塑了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过程。人工智能以算法延伸并替代人类的部分认知能力，其核心在于对信息（数据）的智能处理和应用，影响更深入、更广泛、更快速，深刻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深刻的伦理社会挑战。

  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一场触及根本的社会范式转变，这将新时代企业家进行创新创造带入了全新的场域。

  人们通常说的“企业家精神”植根于工业时代土壤，其特征表现为创新驱动、风险承担、社会责任与爱国情怀等。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工业社会中企业家精神的多元内涵，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创新作为工业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这种创新主要是依靠资本的驱动，并逐步演变为“融资—补贴—垄断—变现”的发展模式。这种创新在创造商业奇迹的同时，也使企业家过度依赖模式创新而忽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因此，工业时代企业家精神带有很强的资本催熟特征，形成创新泡沫，使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过度依赖制度性套利，追求制度间隙地带的创新以获取短期财富，但却未能形成核心技术“护城河”，导致创新生态出现结构性失衡。缺乏技术根基的商业模式难以持续，暴露出模式创新的脆弱性。

  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质是“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即通过破坏旧技术、旧产品和旧生产方式，以低成本、低技术门槛或差异化定位的产品或服务从边缘市场切入，最终重塑主流市场之间的竞争格局。企业家通过驾驭人工智能，以“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推动经济跃迁。“破坏性创新”涵盖技术颠覆、传统市场破坏和低端破坏，通过持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人工智能时代的“破坏性创新”有助于创造新市场和新需求，改变产业竞争格局，推动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助力突破数字化的经济关键核心技术，开辟数字化的经济新领域新赛道，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字化的经济通过激发企业家创新思维、改进创新方式等路径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使其能更迅速、更广泛地追踪技术前沿和动态，加强与外界的持续沟通交流，加快思想分享与碰撞，激发创新灵感。与此同时，企业家掌握智能技术，决策也更依赖于数据驱动，兼具“技术洞察者”与“伦理守门人”角色，既能洞察技术发展的新趋势、重塑技术工具和商业生态，理解算法底层逻辑，又能锚定科技向善的价值取向，将伦理原则嵌入产品全生命周期，超越商业利益来平衡技术创新与社会福祉。

  “人机协同剩余”是AI与传统企业家的创新、冒险、领导力等精神深层次地融合衍生出的利润新形态。例如，在“人工智能+农业”“人工智能+制造业”“人工智能+医疗”等领域应用后，利润可实现倍增甚至几何级增长，这种利润就是“人机协同剩余”。

  “人机协同剩余”不同于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熊彼特剩余”，后者指企业通过创新活动获得的超额利润，源于创新带来的暂时性垄断地位或生产效率提升，具有动态性和暂时性，随着模仿者进入或技术扩散，“创造性破坏”过程结束，超额利润也会随之消失。“人机协同剩余”也不同于工业时代通过对稀缺自然资源垄断或延长劳动时间所获得的“李嘉图剩余”，更不同于静态竞争下获得短期均衡利润的“马歇尔剩余”。AI时代的“人机协同剩余”本质是建立在“创造性破坏”或“破坏性创新”基础之上、具有可持续性的剩余形态。

  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家“创造性破坏”或“破坏性创新”，其目的是通过构建人机协同优势获取“人机协同剩余”，即技术红利与效率溢出的超额收益。企业家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业务场景，构建技术与业务耦合的动态匹配矩阵，形成“技术穿透力”，精准识别A与核心需求的契合点，从而获取“人机协同剩余”；同时，企业家需将工作任务拆解为感知、认知、决策等环节，通过人工智能增强人类创造力、同理心等方面的优势，并将重复性任务交给机器这种“认知伙伴”处理，实现组织重构；通过跨域资源整合、柔性治理与动态协同，构建生态共生圈，获取人工智能技术的溢出效益，即“人机协同剩余”。

  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在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放大了系统性风险，促使企业家伦理发生深刻转变。ESG标准已成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要求，环境责任（E）、社会责任（S）与治理责任（G）内化为企业家精神的基因，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在环境方面，生态临界点预警和AI算力消耗的指数级增长，要求企业家必须优化算法能效；在社会责任方面，要求企业家坚持算法正义，避免算法偏见可能引发的系统性歧视；在治理责任方面，则要求对数据权力进行制衡，建立治理架构以重建数字契约。

  ESG规定要求AI时代的企业家从“技术至上”到“技术向善”，放弃短期商业利益换取长期公共价值，体现技术伦理自觉；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成长”，将气候风险转化为绿色创新机遇；从“封闭竞争”转向“开放治理”，推动行业共同构建治理标准。

  ESG作为AI时代新的评价标准，不仅是合规成本，更是驾驭人工智能不确定性的核心能力。当算法决策逐渐替代人类决策时，企业家精神的内核便从“创造经济价值”升维至“构建可信技术文明”，通过责任编码确保技术进化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这也是AI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终极命题。